毛岸英是康生带大的 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作者: 时间:2018-10-21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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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那么康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毛岸英是康生带大的
  当前,有一股开国领袖和元老们的后代纷纷写书的热潮。最近,毛泽东的孙儿毛新宇和女儿李敏,也分别写书了。毛新宇的书叫《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李敏的书叫《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在毛新宇的书中,透露了一些外部所不知的康生与毛泽东和毛岸英也就是与毛家的关系。
  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江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的书中可以知道,康毛二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据此书所记: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可见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毛岸英归国(不知是否1937年随王明、康生、陈云那次乘苏联专机同返,那是被毛泽东称为“喜从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职。1947年,去临县参加康生领导的土改小组。书中记载:
  康生为了在毛泽东关注的事情上捞一点儿政治资本,便要求下去参加土改。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此时毛泽东让我的伯父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说明康生与毛岸英不仅有养育关系,而且还有工作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康生老婆曹轶欧与毛岸英也有不同于一般的关系,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张、小李,却叫小曹,而且对外称曹轶欧侄子,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康生教导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对康生的钦佩;康生同时也通过毛岸英增强了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转述了师哲(毛泽东俄文秘书)的一段回忆:
  师哲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书中又写,“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可见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将毛岸英多次托付康生,给以培养锻炼的。
  以上这些叙述,可信都有事实根据。但是由于康生现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书中对康生的描写,所用的词语,便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同时为了表现出毛岸英与康生的区别,书中强调毛岸英很早就识别康生(还有陈伯达)缺少政治水平了。书中写1948年5月毛岸英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之间的一大段对话。毛泽东问毛岸英渤海的领导思想、作风和群众情绪怎样,毛岸英谈了康生处理一件反动会道门事件,要派两个团去轰平村子,连同农民老乡在内。该书有如下描写:
  岸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这件事后,评论说:“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风度。”而在一年前,他还以为康生有水平呢!
  对于儿子的思维和辨别力的提高,毛泽东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要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
  岸英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父子对谈,虽然写得生动传神,但却令人生疑:如是写小说,越生动越好,务求神情毕现,口吻毕肖;如是记历史,这次谈话谁听到?谁记录?若说毛泽东父子早在开国前已觉察康生的政治品质不纯,毛泽东后来对康生的信任与重用便不合情理。
  关于康毛二家的关系,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没有反映,仅有一处提到曹轶欧。那是1959年8月29日李敏结婚一天,请的客人中,请了三位夫人:蔡畅、邓颖超和曹轶欧。请曹的原因,李敏的说明是,“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我的父亲毛泽东》,276页)。曹轶欧能找到辅导李敏画画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则讳而不提。但在书前所印的结婚合影照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只标出了蔡畅、邓颖超的名字,站在邓旁边的曹轶欧,虽保留形影,却隐去了名字,显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
  按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且才艺双绝,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常用“鲁赤水”名作画,这个名字是有针对性的,意与“齐白石”并驾争驱。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深研,曾用笔名写考证文章,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田家英是党内高层“秀才”中最有才气、最具正义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许可,但对康生独致敬佩之意(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最早的是李斯(指惨酷一面),他是助行督责术的老祖宗。宋明清以来有名的是、严嵩,王铎也可算上一个,皆以书法名,但骂名也是长远传世的,所谓“遗臭万年”吧。康生看来将与他们为伍,当然是后来居上。
  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黄宗汉作为康生的秘书,在康生身边工作十几年,经历了康生主持写和苏共争论即所谓“反修”的“九评”文章的事,也见证了康生参与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康生死后,他还由于康生生前的关照,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他和康生相处时间很长,无疑对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对康生莫说没留下全面的回忆,就是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回忆也没有。这是多么可惜、而又实在无法弥补和挽救的事情。与他相同,还有一位比他给康生做秘书时间更长的李鑫,在康生死后,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据说还是第一个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的人,而他比黄宗汉死的还早,也没有看到他留下什么对康生的回忆材料。不消说,没有李鑫、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这对全面(包括正面和负面)认识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黄宗汉生前,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抢救”工作,甚至没人提起这件事,实在是一种遗憾,一个教训。
  黄宗汉没有留下对康生的比较全面的回忆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后和他的接触中,他还是谈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尽管不全面、不系统,但对我们了解康生这个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还是有帮助的。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期间认识黄宗汉的,因为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又在负责人身边做同样的工作,认识后,很亲切,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运,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则仅仅一年时间就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了监狱,关押起来。“文革”后我们又不止一次地见面相聚、畅谈,他还经常问我,经济上有困难没有,他表示可以帮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起到国防大学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发和批判后得到某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为国防大学师职教员,苏双碧和他是福建老乡),在我们晤谈中,他谈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关系,我认为很重要,回家后做了追记,现在加以整理,公诸于世,以与广大读者共享。
  黄宗汉说,康生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六十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搞成了主要批判,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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